老尤奋发 硕果累累益辉煌
    选堂先生荣休后并未离开教席，继续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东亚大学担任荣誉教职，并培养研究生。1978-1979年，在法国高等研究院(L’Ecole Pratiquedes Hautes Etudes France)第五组宗教部门任客座教授一年。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五个月。1980年初冬，先生到成都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后，即到内地参观考察。笔者有幸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员一路陪同。此次历时近三个月，先生行踪遍及十四个省市的许多博物馆和考古文物单位，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批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枓，兴奋异常。11月中，先生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看到展品中有曾侯乙墓出土衣箱漆书二十个字的摹本，尽是古文奇字，尚无释文，不明句读。谭维泗馆长讲为试释，先生经过一番琢磨，终于写出：“民祀隹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经天尝(常)和”二十个字。“经天”二字后据新出版的楚简，释为“琴瑟”。闻者无不折服。随后又写成《曾侯乙墓匿器漆书文字初释》一文，详加考证，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十辑(1985年)。在武汉时，先生有感于新出资料的重要，又得到湖北省博物馆的支持，便与笔者商定以“楚地出土文献研究”为课题，回港后即邀笔者共同完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2年)、《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并1985年)三部著作。前二书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四十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的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际上，先生荣休之后，由于摆脱了日常行政杂务，更加自由自在地云游四海，更能集中精力于学术的探讨与著述，故自80年代以来，又有多种著作相继问世，除上面提及之外，还有《唐宋墓志》(1981年)、《选堂集林·史林》(1982年)、《虚白斋书画录》、《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并1983年)以及《固庵文录》(1989年)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饶先生主编的《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钜册，1983-1986年出齐

    90年代初期，先生一方面开始着手编纂《饶宗颐二十世纪文集》，准备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番全盘的清理和总结；一方面仍继续醉心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硕果累累。举其要者，如《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敦煌琵琶谱(编)》(并1990年)，《词学秘籍之一——李卫公望江南》、《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上、下)》(并1991年)，《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1992年)，《广济桥史料汇编》(与张树人合编着)、《画

——国画史论集》、《梵学集》、《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与曾宪通合着)、《法藏敦煌

书苑精华(编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以上并1993年)，《新加坡古事记》(1994年)，《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并与李均明合着，1995年)，《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韩文译本)、《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黄挺编)、《澄心论萃》(胡晓明编)、《敦煌曲续论》(并1996年)，《文化之旅》(1997年)，《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1998年），《清晖集》(1999年)，《甲骨文通检》(主编，共五钜册，1989-1999年出齐)。此外还主编《华学》杂志和主持以地下出土资料补《资治通鉴》史料之长编稿系列。前者自1995年至今已出版七辑，后者也有多种《出土史料系年长编》间世，荦荦大观，在学界深有影响。此一时期，先生虽年逾古稀，依然怀着一颗勇于缒幽凿险的童心，在诸多领域中不断地开拓创新。试举三例说明之：
   《近东开辟史诗》全文用楔形文字刻于七大泥板之上，是一部记载阿克得人开天辟地的神话文献，上半部记述天地开辟之初诸神之间互相争斗，后来才产生出太阳神马独克(Marduk)。下半部叙述马独克安处宇宙间，由三位最高神明(Anu，En-lil及Ea)兴建巴比伦神庙的经过，以及他们如何从反叛者身上沥取血液来创造人类的创世故事。饶先生第一次将这部楔形文字译为中文，并以书中之宇宙论与《淮南子．天文训》、彝族宇宙论和古代楚人的天道观详细加以比较，进而指出近东和远东两个地区开辟神话和造人神话的异同，这在世界比较神话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此书饶先生用铿锵典雅的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韵昧无穷，令人叫绝，堪称翻译史上之杰作。此书已经由辽宁出版社作为万有文库之一种在国内出版。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是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书中利用考古发现的陶符和图形文，融会民族学的若干数据，从多角度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探索原始时代汉字的结构和演进的历程，说明文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其与地区分布的交互关系，并与腓尼基字母、苏美尔线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较研究。本书指出中国历来统治者施行以文字控制语言的政策——“书同文字”，致使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造成汉字这一枝叶葱茏、风华绝代的大树，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文字、文学和书法艺术的连锁效应，则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进而揭示汉字在未成形的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线性符号多与腓尼基字母相似，类似于西亚早期的线性图文。作者认为，古代闪族人在使用字母时，曾经尝试过采择彩陶上的符号来代替楔形文字的雏型字母，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成为比较古文字学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甲骨文通检》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类索引，具体编纂由沈建华负责，先生于每册均撰有长篇的“前言”，阐述与各分册相关的甲骨学问题。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第五册“田猎”。这些基本上总括了卜辞内容的所有类别。先生于每类几乎都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如“地名”一项，先生发现《史记》只有“河渠书”而没有“地理志”，但通过甲骨文通检的编着，计得商代地名总数1100多个，又运用史籍文献对勘的方法，对《夏本纪》禹后以国分封诸姓之地名作具体研究，从甲骨文中揭示并复原禹后地名构成的规律。又如，卜辞中有帝乙征伐人方的记载。但关于人方的地望，过去因受王国维、董作宾的影响，以为不出于黄河流域。选堂先生根据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关的历史记载，将人方释为夷方，定位在现今陕西及西南一带，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范围，这不但极大地扩大了殷商时代的版图，而且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吐鲁番和敦煌的考古大发现，吸引了各国众多学者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新的学科，如今敦煌学、吐鲁番学已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上，饶宗颐教授不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在1996年与季羡林教授等合作创办和主编大型学术刊物《敦煌吐鲁番研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园地。 《敦煌吐鲁番研究》迄今已出版了八卷，得到国际敦煌学界和吐鲁番学界的高度评价。适逢饶先生米寿，编委会同仁特在卷首刊出祝寿献辞。


     饶教授的主要学术论著已整理结集成十四卷二十大册，于2003年10月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为名，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正式出版。2003年11月8日，香港大学隆重举行饶宗颐学术馆揭幕仪式，同时举行该文集的首发式。该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是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论者认为：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直接参与并推动当代国际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的创建和深化：二是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国内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三是用新的数据和方法丰富与改造传统学科，使之获得新的发展。总之，是以20世纪的新资枓和新方法为向导，走出一条国学研究的新路子。